哲学所能给予的自由 海德堡大学：一个思辩之地

达芬奇的晚餐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http://www.lifeweek.com.cn/2011/0914/34889.shtml

1806年秋天，耶拿大学城，照常理说，大多数学生和教师此时都应该为新学期做准备，但这一年，学校暂缓开学。拿破仑的军队已经逼近，在大学图书馆的阶梯上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法国侦察兵来到城里，在学生酒吧停下来喝上几杯，偶尔也会和当地居民聊上两句，有很多居民都欣赏那个新的法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战争迫在眉睫，有个年轻的哲学教员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叫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在耶拿战事打响前一天，他那本艰深的《精神现象学》初稿完成。在黑格尔看来，人本质上是精神的主要体现，精神通过我们进行活动，利用我们为它的目的服务。一本通俗的哲学教材这样解释:假如你是某个球队的球迷，为它疯狂加油，你会被一种精神感染，就好像某种东西牢牢抓住你，这里的“精神”并不是什么异己力量，而是你在赛场上与他人同样感受到的情感联系。把这种状态扩展到全人类，扩展到你作为人类一分子所感受到的那种精神，扩展到你对生活的热情，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的意思了。它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大，又不是某种异于我们的东西，对黑格尔来说，这就是上帝。
我们的“世界大学封面报道”就是一次“精神之旅”。在2009年的剑桥大学、2010年的麻省理工学院之后，我们应该去哪里呢？各式各样的现代大学都可以追溯到三种原型：英国式大学，法国式大学和德国式大学。黑格尔在耶拿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经历能说明德国大学的某种特性：德国学者通常就是一名大学教师，德国的思想家和研究者不仅要著书立说，还是与学生面对面交流、授课的教师。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等，主要是作为大学教师来影响他们所处的时代的，他们的很多著作是在去世后出版，一般由他们的讲义和笔记整理而成。康德也是大学教授，在他眼里，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都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和对于信仰、法律及身体的控制。但哲学院不同，理性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因此哲学院独立于政府的意志，享有评判一切的自由。康德的思想类似“君子不器”，认为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的学生不过是政府的工具，这三个学院低于以理性为依归的哲学院。
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著有《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一书，他这样说：“在德国人的一生中，那些在大学里的岁月总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教授的影响而决定学生一生思想倾向的情况并不少见。对于学者和研究者们自身而言，这样一种关系也是愉快而有益的，与年轻人密切接触，使他们延长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听众的存在还使得教师总是专注于那些最本质和最普遍的东西。德国思想家的哲学化倾向，其实是与这样的一个事实相联系：在德国，人们创造知识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口头传授，这是与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不相同的。在德国，学习为全民所高度重视，科学的伟人曾经为我们的年轻一代面对面讲过课，而大学自身也期待在他们之后能够人才辈出。这些伟人们具有超凡的力量，其秘密在于他们能够聚拢和维持这个国家的前沿精神，而且，只要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能稳固他们在德国人民中业已赢得的崇高地位。”
德国大学的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现象是“Bummelstudenten”。这个词指那些不毕业的学生，德国高校会允许他们拖延多长时间呢？据说，目前最长的一位是基尔大学的医科生，他是54年前开始上大学的，学了108个学期。席勒在1789年谈到过两种治学态度，一种是为谋生而求学，一种是为学术而求学。席勒倡导后一种，他认为，那些掌握着科学这一高贵的武器却无高尚的追求的人是悲哀的。由此在德国的传统中，国家对大学权力的放任使得学术自由超出了一般理解的“自由”，使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产生一种特权意识，并以追求知识为荣，学术不是达到世俗目的的手段。尽管这些永远不毕业的学生是个例，更多人走出校门成为社会精英，但人们喜欢这样的故事，永远待在校园里读书好像是我们的一种白日梦。


另一个好事情是大学之间的自由转学之风，这使得德国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自由的，老师和学生一起去拓展真理的疆域，那些教授担任领导者的角色，但他们的地位并不是高踞在学生之上。每个学生不仅可以选择大学，还可以选择教师，如果他不愿意跟随那些教师，他随时可以离去另觅他处。在洪堡看来，任何实用性的学习会使人偏离通向修养的征途，唯有探求纯科学的活动才能达到修养的彼岸。老师和学生共同要遵守的原则有二：一是宁静，二是自由。对学生而言，大学的意义在于使他“在中学和步入生活之间，在具有许多教师和学生的地方把数年的岁月完全地用于科学的思考”。如此说来，大学更像是一段通向修养的时间，而不是一个教学楼和宿舍组成的空间。
不过，现在，席勒和洪堡的观念已经都是一种美丽的过去了。如今的德国大学无可避免地正在进行艰难的改革。所谓“博洛尼亚改革”是1999年7月在意大利提出的，主张在2010年建成欧洲统一的大学教育区，使46个国家之间拥有统一的学制和互相承认的学位。如今全欧洲已有80%以上的大学参与了这项改革。这是欧共体思路在教育上的延伸，但这种教育的统一远不如货币统一那么简单。《明镜》杂志报道说，德国大学正在经历这样一场革命：更快、更简单、更实用。学生们在哀叹课业繁重，教授们抱怨太忙，这些变化就发生在这10年之内。在“注重实际”的口号下，许多专业的学生只要6个学期就可以毕业，20岁就可以走上工作岗位，这比以前的平均年龄早了3到4年。埃尔福特大学的校长斯坦伯格说，传统的德国大学教育不以职业功用为目标，“博洛尼亚改革”等于是对德国大学传统的全盘否定，所谓的造就经济精英，就是在德国生产华尔街的高端人才，可是这种生产，其实德国大学完全不熟悉，这是拿学生和大学的未来在赌博。哈尔威登堡大学的校长帕斯特纳克也说，这是德国大学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大学教育应该有明确的职业目标，按这样的目标，学生们必须被学分制从一个教室赶向另一个教室，大学就会像中学一样。而整个社会都强调效率，落实到大学，校长们就会变成CEO，考虑如何从国家那里得到更多的拨款。
那些让德国大学为人乐道的优点，在这个效率至上的世界中都变成了缺点——过低的毕业率，许多学生一直在学校赖着，学习的内容和社会企业要求脱钩，毕业生年龄太大等等。激烈的改革企图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沃尔夫·辛格由此说：“消除一个科学家创造性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他上学的时候推行所谓的博洛尼亚改革。”其实，这种改革没有取得想象中的效果：从2003到2010年，辍学率并没有明显减少，也就是说，所谓的“漫游”、“闲逛”的大学学习并不是辍学率高的根源。一位卡尔斯鲁厄大学的德语文学毕业生去找工作，结果雇主对他的学士学位十分不屑，说他们这种速成的学位简直就像是肄业证书一样。德国社会对于知识的要求其实很难改变。博洛尼亚改革前的德国大学教育系统里，90%的化学硕士会读博士。这也让新生的化学学士在职场上无所适从，许多职位仍然只是为硕士预留的。

2006年开始，德国为了提高德国大学的竞争力，分两批评选了9所精英大学，对这些大学将重点资助，尝试按英美模式将它们做强做大，以便和英美竞争。2006年底，3所精英大学出炉：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和卡尔斯鲁厄大学。第一批评选未能入围而愤愤不平的海德堡大学校长彼得·侯梅霍夫说：“人们习惯于说精英是一个脏词。”2007年底公布了第二批6所精英大学：亚琛工业大学、海德堡大学、弗赖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康斯坦茨大学。这个评选在德国高等教育史上形成转折的意义——长期以来，按德国传统，德国一直不设重点大学，一直强调大学一概平等，即所有大学都应提供同等质量的教育。
按照目前世界通行的大学评判标准，在全球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德国大学无法获得靠前的排行，在世界大学排名前50名中连一个位置也占不到。这引起了德国各界的普遍担忧。许多德国人由此才支持激进的改革，认为该采取激进的措施，让德国高校与英国特别是美国的高校一决雌雄。德国高等教育专家因此认为，联邦政府设立重点大学能够集中利用资金，吸收最好的教师、科研人员以及最好的学生，以达到世界性的“精英大学”标准。但我们思考的，恰恰是另一个问题：即大学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如果德国的大学，如海德堡，都转向了实用主义的精英教育道路，德国还能产生黑格尔，产生马克斯·韦伯，产生雅斯贝尔斯或者哈贝马斯吗？
“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什么？——把人变成机器。用什么样的方法？——他必须学会厌倦自己。”这是尼采当年在《偶像的黄昏》中写下的批评。他追随布克哈特到巴塞尔大学，聆听布克哈特有关希腊人和希腊历史的演讲时，肩负的是另一种责任：“抚养自己长大，把自己教育成有理解力的人类，懂得做真理和精神世界的奴隶无上光荣，进而从这种知识中探知我们作为公民的真正责任。”
200年前，洪堡所主张的大学理念构成的德国大学精神，或许恰是当今我们在思考种种高等教育弊端时特别需要反思的。洪堡当年提出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等理念。他1809年担任普鲁士内务部教育厅厅长，在为期仅16个月的任职中，推广了自己的办学理想。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观，才明确提出，大学的任务，除了对科学的探求，就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费希特是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他随后的主张，大学应该是“一个科学地运用理智的艺术学校”，其学术任务是“对世界的进一步创造”。而要获得创造的灵感，就需要宁静和自由的环境。“洪堡的教育”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不仅是一项针对未来的投资，无数青年人进入大学，再走出大学，接受的是智力生活的训练，用黑格尔的话说：“认识你自己——无论我们是就其自身，还是就其首次提出时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并不只是增进关于个体自我的特定能力、性格、偏好和弱点的自我知识。它所要求的知识是关于人的真实实在的知识，关于把精神当做真实的、本质的存在的知识。”
或许我们对黑格尔这段拗口的话有点儿不得要领，那我们不妨再来一段。《精神现象学》里有这样一句：“绝对知识或知道自己为精神的精神，必须通过对各个精神形态加以回忆的道路来达到，即回忆它们自身是怎样的以及怎样完成它们的王国的组织的。”
高等教育究竟应是什么？大学究竟应为每一个有志青年提供一条什么样的知性路径？这是我们每年持续深入考察一所大学的肌理的真实目的。

水哲学

有时候我想：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个性不同的人，所以也应该有个性不同的大学，不同的大学吸引不同的人吧。
一个模式的教育，相似的规则，多么无聊的程式。知识如些广博而深远，人性如此复杂而多变，知识与人的结合不该如此刻板如既定的公式。（当然，我指的是在最高等的教育中，而程式化中某些精华的东西也必然存留）

水哲学

高等教育应该为不同的人量身定制，各国都有各种各样的大学，职业教育型、理论研究型、实际需要型……，而在中国缺哪一种大学就弥补什么。

特务小强

大学的‘大’字不是指大楼，而是指大师，中国现阶段无大师，因何无大师，答曰：体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