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礼

袋袋裤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让我思索良久：中国到底是不是礼仪之邦。按照常理，往往在一个缺乏礼仪的国家才需要反复强调礼的规范，在一个礼仪之邦却是不需要的，就好比你不需要教一条鱼游泳一样，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所以按这个标准来看似乎现在的中国不是个礼仪之邦。昨天我在校园里走的时候看到非电池回收箱旁边有一个大大的牌子：此处不是垃圾箱是废电池回收箱——某院志愿者宣。似乎为了印证这块牌子的必要，回收箱上堆满了饭盒。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好比看过的一则新闻，国外的厕所里唯一的警示牌是用中文写的，大意是请中国人大小便的时候方向瞄准点，不要乱射。
        另一个比较让国人羞愧的话题就是让座的问题，口口相传的传说是中国是尊老爱幼的，结果是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常常陪着老爷爷站在年轻情侣旁边看他们坐着卿卿我我，老爷爷受不了如此开放的民风，一直咳嗽，情侣反倒荷尔蒙分泌加剧愈加起劲。
        于是我想，中国人大概是不讲礼的，就好像中国的法律一样，一直强调依法治国，一直没有，原因很显然，没有存在的事才需要强调，需要提倡。
        我们也面临了孔子“礼崩乐坏”的时代了吗？
        未必！
        因为礼的含义是在不断变化和丰富的。
        孔子推行的周礼放在今日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迂腐的。比如说丧礼，规定出了穿什么，戴什么，怎么哭，居丧多少天，人们只是依礼去做这些事情，做的规规矩矩，圆圆满满，但是如果没有内心真正的悲痛，这些形式有什么意义呢？
        孔子推行礼的意义在于制定制度，依礼而行，而后的荀子《礼论》已经偏向法家了，无外乎他的弟子李斯韩非都是法家杰出代表。所以古代的礼是带有法律性质的，礼法不分家。这也是为什么古代官员不敢隐瞒父母丧事，是掉脑袋的大罪。
        但是，今日截然不一样。今天的礼已经和法分家了，如果说以前的礼是依法治国加以德治国的话，现在的礼则仅仅是以德治国了，已经不具备了强制性。所以，礼在变化，礼的部分职能分给了法律。
        因而，我们的古礼有一部分得到了保护，已经化身为强制力。
        因而，我们现在提倡礼，其实是在提倡德，道德。
        不孝的人不会被砍头，最多被要求尽赡养义务。这才是而今礼崩的根本，没有强制力了，没有暴力逼迫你了。这很奇怪，我们抛开性善论和性恶论不谈，我们发现，中国一直在提倡和号召的礼离开了暴力一无所有了，有些讽刺。
        而且这是和中国古代先贤的理论相违背的，我们的先人希望礼是刻在每个国人骨子里德固有属性，有没有人监督有没有奖惩机制都应该一样。但是我们恰恰背道而驰，我们开始缺乏道德规范，“反正没有法律依据（虽然有些人眼中连法都没有）我为什么不能做？”这才是大家的想法，如果我不做别人做了他就得到比我更多的好处，我就亏了，所以我要做。一个典型的囚徒博弈出现了。
        从哪里找一个纳什均衡达到双赢呢？我不知道，因为将道德和法律再统一为古“礼”显然是不可能的了，而且说不定被扣上一个反人类不人道的罪名。
        但是，我想，举个例子说明吧，虽然这个例子很苍白无力。还是让座的例子。
        中国古代是没有公共马车的，所以不可能有让座这一事实，这一现象只能出现在汽车进入中国之后，所以没有先贤给我们制定让座的规则。于是时代给了我们一次制定礼的机会，在雷锋叔叔遍地的时代，我们会说要给老爷爷老奶奶让座，我们会搀扶老爷爷老奶奶过马路（即便他们根本不需要过马路）。原因是中国是尊老爱幼的，我们也需要以孝治天下，至少名声上会好听的多。但是，改革开放了，市场经济了，有钱是老大了，老大都有小汽车了，于是有人就不同意给老人让座了，有些老人也不乐意被让座了。为什么？国外老人都不愿意别人说自己老，让座证明自己老了不如年轻人了，所以坚决不被让座。人家老外可以，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此其一。其二，人道了，人本主义开始流行了。所以现在在公交上，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地的公交上，听不到以前流行的宣传语：“请给老幼病残孕让座。”取而代之的是“请给有需要的乘客让座。”其实也对，你想一个天天打太极拳的老爷爷身体显然比我们这些不锻炼的宅男身体好，而且我还晕车，不应该我给老爷爷让座，应该让身体好的老爷爷给我让座。
        所以，我的观点是，中国现在需要礼，因为礼的确缺失严重。但是还没有到礼崩乐坏的地步，礼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含义和人本因素。中国古代是礼仪之邦是因为中国古代讲礼，中国现代是礼仪之邦是因为中国现在需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