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梁启超先生的文章——《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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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梁启超先生的文章——《思想解放》

此文是选自梁启超先生《欧游心影录》中一篇文章。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先驱者，曾积极提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出版自由”的理念。他的《思想解放》一文写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1919年，距今已有90年了。如今，一个文明进步的新中国早已取代了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可是，仍有许多人视思想解放如洪水猛兽，他们头脑中的封建意识仍然十分强烈，处处讲究身份地位、尊卑贵贱的封建宗法制度流毒一直严重禁锢人的思想，泯没人的聪明才智，腐朽的儒家思想仍然是现在最大的社会弊端。如果全社会的思想观念不能彻底转变，即使出现几只创新之舟也会被惰性的社会浊浪所淹没，希望真正为国家、为民族的前途着想的各级部门、各位同志都能像梁启超先生那样旗帜鲜明的主张思想解放，而不是再给人们套上儒家思想的精神枷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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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思想解放》原文：

要个性解放，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怎样叫思想解放呢？无论什么人向我说什么道理，我总在穷原竟委想过一番，求得个真知灼见。当运用思想的时候，绝不许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经过思想之后，觉得对，我便信从，觉得不对，我便反抗。

“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这是韩昌黎极无聊的一句话。圣人做学问，便不是如此。孔子教人择善而从，不经一番择，何由知道他是善？只这个择字，便是思想解放的关目。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对于社会上有力量的学说，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总许人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评。批评岂必尽当，然而必经一番审择，才能有这批评，这便开了自己思想解放之路；因这批评又引起别人的审择，这便开了社会思想解放的路。互相启发，互相纠正，真理自然日明，世运自然日进。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那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如何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试问那人若非经过一番思想，如何能创造出金科玉律来？我们既然敬重那人，要学那人，第一件便须学他用思想的方法。他必是摆脱了古代思想和并时思想的束缚，独立自由研究，才能建立一家的学说；不然，这学说也算不得他的了。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学他这一点，倒学他的反面？我国千余年来，学术所以衰落，进步所以停顿，都是为此。

有人说，思想一旦解放，只怕人人变为离经叛道。我说，这个全属杞忧。若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叛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果是道，那么，俗语说得好，“真金不怕红炉火”。有某甲的自由批评攻击他，自然有某乙某丙的自由批评拥护他，经过一番刮垢磨光，越发县出他的真价。倘若说某家学说不许批评，倒像是这家学说经不起批评了。所以我奉劝国中的老师宿儒，千万不必因此着急，尽可以让青年纵任他们的思想力，对于中外古今学说随意发生疑问，就是闹得过火，“非尧舜，薄汤武”也不要紧。他们的话若没有价值，自然无伤日月，管他做甚？若认为够得上算人心世道之忧，就请痛驳起来呀！只要彼此应用思辩的公共法则，驳得针锋相对，丝丝入扣，谁是谁非，自然见个分晓。若单靠禁止批评，就算卫道，这是秦始皇“偶语弃市”的故技，有什么用处？

还有几句打破后壁的话，待我说来。思想解放，道德条件一定跟着动摇，同时社会上会发现许多罪恶，这是无可逃的。但说这便是人心世道之忧，却不见得。道德条件，本是适应了社会情形建设起来的。社会变迁，旧条件自然不能适用。不能适用的条件自然对于社会上失去了拘束力，成了一种僵石似的装饰品。旧条件既然不适用，在新社会组织之下适用的新条件却并未建设起来，道德观念的动摇如何能免？我们主张思想解放，就是受了这动摇的刺激，想披荆斩棘求些新条件，给大家安心立命。他们说解放思想便是破坏道德，道德二字作何解释，且不必辩，就算把思想完全封锁起来，试问他们所谓道德是否就人人奉行？旧道德早已成了“僵石”，新道德又不许商榷，这才真是破坏道德哩。至于罪恶的发现，却有两种原因；第一是不受思想解放的影响的。因为旧道德本已失了权威，不再能拘束社会，所以恶人横行无忌。你看武人、政客、土匪、流氓，做了几多罪恶，难道是新思想提倡出来的吗？第二是受思想解放影响的,因为提倡思想解放的人自然爱说抉破藩篱的话，有时不免说的太过些。那些坏人就断章取义，把他们的话做护身符，公认作起恶来，须知这也不能算思想解放的不好，因为本来是满腔罪恶，从前却隐藏掩饰起来。如今索性尽情暴露，落得个与众共弃，还不是于社会有益吗？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我苦口谆劝那些关心人心世道的大君子，不要反抗这个潮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