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别有用心”

凯撒

我就是“别有用心” （文化类）易中天

在批评或质疑了李辉先生和余秋雨先生之后，我自己也毫无悬念地遭到了质疑。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我一贯认为，作为公众人物，必须随时准备接受公众的质疑。同时也认为，这种质疑，应该是尊重人权和充分说理的。因此，我的原则是：人身攻击的，不予理睬；泼妇骂街的，不予理睬；胡搅蛮缠的，不予理睬；空口无凭的，不予理睬。如果是观念之争，一时半会又说不清，可以从长计议，慢慢再说。但如果事关原则和底线，则应尽快作答。至于有人又会批我“说个没完”，就顾不上了。

一 为什么质疑余秋雨
说实话，余秋雨捐款这事，我原本真不想管。犯不着，也没好处，只会被认为是文人相轻、没事找事、趁机炒作等等。那又为什么管了？实在看不下去。起先我只是觉得，作为公众人物，不可以这样蔑视公众。你想嘛，出示一下收据，有多难呢？就不肯做。我同意作家阎延文的观点，读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不能待之以傲慢的态度。不过，如果仅仅如此，我并不打算说什么。毕竟，说与不说，是他的自由，只要不撒谎就好。

可惜，事情发展到后来，撒谎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余秋雨自己说得很明确，他“给四川捐款一次就高达20万元”。他的代言人黄育海更是信誓旦旦，声称这20万元善款“当然到账了”，但“不知道当地教育部门如何运作这笔捐款”。这就与媒体调查的结果，几乎完全对不上茬──多个可能接受捐款的单位，账户上都没有查到捐赠记录。

这问题就严重了。在我看来，捐不捐款，是每个人的自由。面对质疑，也有权保持沉默。但一旦开口，就不能撒谎。实际上，余秋雨的问题，不在捐没捐款，而在撒没撒谎。这就必须质疑，必须追问。这种质疑和追问，既是对公众负责，也是对余秋雨本人负责。于是我问了三个问题：到哪个账了？怎么到的？啥时候到的？如果余秋雨或黄育海明确回答，他们就解脱了，公众也就放心了，岂非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可惜直到现在，余、黄二人，还是不说。我们只是从受赠方那里得知，第一，他们与余秋雨之间是“君子协定”，也就是既没有合同，也没有收据。第二，余秋雨捐的是“图书馆”。第三，所谓“捐图书馆”，也不是盖房子，是“捐出图书”，但仍命名为“秋雨图书馆”，尽管盖这图书馆，没花余秋雨一分钱。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捐款已到都江堰、归教育局运作”的事情。那20万善款在哪里呢？大约也只有天知道！
看来，确如阎延文女士所说，余秋雨先生不要说是不是“文化大师”，就连是不是“合格的文化商人”，恐怕也还是一个悬疑。不过我也懒得说了。再说，岂非“不可与言而与之言”？那可真是“失言”。

二 为什么批评李辉

我很清楚，这比前一件事更让很多人想不通。因为余秋雨毕竟有“造假嫌疑”，李辉先生却无疑是在“打假”。涉嫌造假的你质疑，出来打假的你也批评，天底下哪有这样离谱的？你这不是存心闹事吗？

理解！理解！大家的怀疑有道理！之前，确实没有这么做的。但是，正因为以前没有，现在就应该做。做什么？讲清楚一个道理──“批评必须有，规则不能无”。这道理，相信大家都能同意。但可惜，空对空地讲，只怕没人听。这就要有案例。质疑余秋雨，可以说明“批评必须有”（何况他本有可疑之点）；批评李辉，可以说明“规则不能无”（何况他本有不足之处）。这样好的案例，岂能不“借题发挥”？哈，这就是我的“别有用心”！

这当然又会遭到痛批：你怎么可以这样“居心险恶”？尤其是，在这个造假成风的时候，怎么可以拿打假的人来说事？是的，你们的批评有道理。但我愿意告诉诸位，正因为李辉先生是好人，他的动机也是好的，我才要批评他。我批评他，就是想说明又一个道理──“动机并不重要，好人也能批评”。为什么？很简单：如果好人是不能批评的，那就意味着一旦被批评，就“有罪推定”地成了“坏人”。这对被批评者是不公平的。所以，只有确立“好人也能批评”的原则，并且实打实地做那么几次，批评才会真有自由。那么，动机为什么不重要？这个问题，我将另文阐述。在此文中，我将提出“批评三不问”的原则，其中第一个，就是“不问动机”。这篇文章已经写好，将择日发表，敬请关注！
实际上，无论是质疑余秋雨，还是批评李辉，我都一直希望能够超越事件本身，趁机讨论一些原则性和深层次的问题。我同意刘敏先生的观点──比李辉或易中天是否“飙车”更重要、更有价值的，是“道德质疑底线问题被鲜明地提了出来”（2009年6月12日《长江商报》）。有责任感的读者，是不是可以多关心一下这个呢？

三 是不是“双重标准”

这一点，可能也是不少人的疑惑。比如广州市作协主席张欣女士，就提出了这个问题（2009年6月20日《广州日报》）。张欣女士的文章，是那样地理性而平和，又对我多有肯定，尚且有此一问，可见真是问题。这就必须反躬自省，认真想想。但想来想去，是没有。因为我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进行道德批评的时候，必须遵循“证据确凿，立场公正，保护隐私，尊重人格”的“四项基本原则”（请参看拙撰《道德批评的原则和底线》，2009年6月18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马莉）。
我的质疑余秋雨，就是这样做的。比方说，我使用的证据，全部都由余秋雨方面公开提供。给四川捐款一次就高达20万元，是余秋雨在自己的博客中说的。款已到账和当地在用，是余秋雨的代言人黄育海对《现代快报》）和《东方早报》记者说的。他们自己，总不会“捏造”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吧？捐的是书不是钱，是都江堰教育局对《成都商报》记者说的。接受捐赠的单位，也不会“捏造”吧？这就没有“立场不够公正”的问题。因为对他们的“辩护权”，已经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如果他们自己的证据打起架来，就不能怪别人。他们不能自圆其说，被人穷追猛打，也不能怪别人。
其实，如果余秋雨先生一开始就说是捐书，没有人会有意见。就算后来改为捐书，只要公开说明，也没什么问题。这时，如果还有人揪住不放，我会替他说话。问题是直到6月18 日，余秋雨还在自己的博文中，自称“以一个人的力量独资为灾区捐建三所图书馆”。这就太过分了！捐三万册书，就算“独资捐建三所图书馆”？难道那图书馆，是纸糊的？如此视公众为弱智，想宽容，怕也难。当然，如果谁发现我的质疑，有违背上述“四项基本原则”之嫌，可以一条一款地指出来。只要是事实，我一定承认错误、公开道歉！

至于我为什么不质疑文怀沙，对不起，这个问题不能有。比如有人说，余秋雨“造假嫌疑”更重，李辉为什么不质疑？我就认为不能问。那好，既然我们不能问李辉“为什么不质疑余秋雨”，那么，诸位也不能问易中天“为什么不质疑文怀沙”。在这里，没有“双重标准”，只有“一重标准”。这个标准，就叫“批评不问对象”，也将在择日发表的文章中阐述。

baby

我比较顶易

萧楠

做人要厚道，说话要有据，做事要有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