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五蠹

特务小强

五蠹
上古时代，百姓少而禽兽多，百姓对付不了禽兽虫蛇；然而有圣人出现了，（他）架木为巢室，用来躲避这些祸患，于是，百姓很喜欢他，让（他）在天下作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百姓吃的是瓜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百姓有很多生病的；于是，又有圣人出现了，（他）钻燧取火用来烤熟腥臊的食物，于是百姓很喜欢他，让他在天下作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大水（泛滥），而鲧和禹（挺身率领百姓）疏通河道。近古时代，桀、纣残暴，（天下）混乱，而汤和武（起兵）讨伐（他们）。今天，如果有人在夏朝的时代再架木为巢和钻燧取火，定被鲧和禹嘲笑；如果有人在殷周时代再“发明”疏通河道一类的事情，一定被汤、武嘲笑。同此道理，那么，今天如果有人在当今时代再美化尧、舜、汤、武的治国之道，也就一定被新时代的圣人所嘲笑，所以，圣人不要求修行古人的治道，不必效法以往实用的方法，而应研究当代社会的情况，据此制定措施。宋国有一个耕田的人，田地里有（一棵）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到树桩子上，撞断了颈骨而死了，于是（这个人）就放下他的耒而守候在树桩子旁边，希望还能得到兔子——兔子是不可能再得到的，而（这个人）本身却被宋国人嘲笑。今天，妄图以先王的办法治理当代的百姓（的人），都是守候树桩子一类的人啊。

古时候，男子不耕种，草木的果实足以够（人们）吃的；女子不纺织，禽兽的皮毛也足以够人们穿的，不从事体力劳动，而养活（人们）的物资也很充足，百姓很少而物资有余，所以，百姓们并不（互相）争夺。所以，优厚的奖赏不必执行，重重的刑罚也不必使用，而百姓们自然就安定了。今天，人们有五个孩子不算多，孩子们又都有了五个孩子，祖父没死的时候就有了二十五个孙辈。所以，百姓很多而物资很少，从事的体力劳动极其辛劳，而供养（他们）的物资又十分缺乏，所以，百姓们就争夺起来；即使加倍地赏赐，不断地刑罚也不能避免祸乱。

尧治理天下的时候，茅草的屋顶参差不齐，柞木的椽子也无须削平，粗粝的饭食，野菜的羹汤，冬天穿小鹿皮的袍子，夏天穿麻布的衣裳，即使是看门人的衣服食物也不比他的差些。禹治理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锹作为百姓的带头人，大腿上没有毛，小腿上也不生毛，即使奴隶的劳苦也不比他强些。由此说来，那么，古代让出天子职位的人，这是离开守门人的（生活）条件和奴隶的辛苦啊，所以，（他们）把天下让（给别人）也不值得称道；今天的县令，一旦本人死了，（他的）子孙们几代都乘车（而行），旧相识者也都很敬重他们。所以人们对于禅让啊，（古时）可以轻易地辞去天子，而今天的人却很难辞去县令，这是由于（他们之间所获得的利益）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啊。

那些在山上居住而到深谷汲水的人们，祭祀的日子里拿水来相互馈赠；在洼地居住而苦于水涝的人们，雇佣他人来掘沟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幼小的弟弟也得不到吃的；丰年的秋季，疏远的客人也一定能吃好，这并不是疏远骨肉之亲而偏爱过路的客人，是由于物资的多少（给人们带来的）心情不同啊。所以，古代的轻视财物，不是由于仁德，而是由于物资丰富。今天（人们）的争夺，不是由于吝啬，而是由于物资缺乏。（古人）轻易地辞去天子，不是由于（他们）品格高尚，而是由于（天子的）权势微薄；（今人）重视仕进和托身于诸侯这类事情，不是由于（他们的）品格低下，而是由于（这种）权势很重。所以，（新时代的）圣人应首先研究财物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而推行（某种）政策，于是，刑罚轻并不算是仁慈，诛戮严也不算是暴戾，适合社会情况而行事罢了。所以，事情是因时代而形成的，而措施也就应该适宜于时代的实际情况。

古时，周文王处在丰、镐两地之间，土地方圆（只有）百里，但是，由于他推行仁义的政策而且安抚、感化西戎，于是在天下称王。徐偃王处在汉水东边，土地方圆五百里，（他也）推行仁义的政策，割让土地来朝拜（他）的有三十六个国家，然而，楚文王深恐（他强大起来）而危害自己，因此，出兵讨伐徐国，于是，消灭了（它）。因此，周文王推行仁义的政策而统一了天下，徐偃王也推行仁义的政策却丧失了自己的国家，这是由于仁义的政策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的缘故啊！所以说，时代的情况变了，那么，办法也就应该不同了。

在舜的时代，三苗部族不愿归附，禹将要去征伐它，舜说：“不行。在上位的仁德不丰厚而要动用武力，这不是正义的行为。”于是，推行教化，（延续）三年，手持干戚而舞蹈，三苗才归附了。共工的那场战争，铁括短的可以直接打中敌人，铠甲不坚固的，就要被刺伤身体，这说明干戚这类兵器适用于古代而不通用于今天。所以说，实际情况不同了，办法也应该变化。

（由此可见），上古时代在道德上竞争，中古时代是在智谋上角逐，当今时代是在气力上较量。

齐国将要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劝说齐国，齐人说：“你的话不是不雄辩啊，然而我想得到的是土地呀！不是（你的）这些话所说的那些东西。”于是发兵攻打鲁国，把离鲁国都城城门十里的地方划为国界。可见，（徐）偃王由于推行仁义而灭亡，子贡由于雄辩智谋而鲁国割地，如此说来，仁义政策和雄辩智谋不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办法。如果抛开偃王的仁德，废止子贡的智辩，征用徐国与鲁国的国力，用它来敌御万乘的国家，那么，齐国与楚国的欲望就不能在这两个国家推行了

特务小强

儒家用古代文献经典来搞乱法制，游侠用武力来违犯禁令，而国君都以礼对待他们，这就是乱的原因。触犯法令的应当治罪，而这些儒生们却因为懂得古代文献经典而被录取任用；违犯法令的应当诛灭，而这些游侠却靠着行刺的行经被豢养。因此，法令所否定的，却是君主所要录取任用的；官吏要诛灭的，却是君主所要豢养的。法之所非，上之所取，上之所养，吏之所诛，这四种情况自相矛盾而没有一定的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把国家治好。所以，实行仁义的人，不是应当称誉的人，所称誉的人却有害干耕战之事；精通古代文献经典的人，不是应当任用的人，任用了他们就会搞乱法制。



楚国有一个品行正直的人，当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就向官吏报告了这件事。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忠，却对父亲不孝，判决并治了他的罪。从这件事来看，国君的忠臣，却是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人随从国君去作战，三次战斗他都败走，孔子问他三败的缘故，他说“我有年老的父亲，如果战死，就无人奉养了。”孔子认为他很有孝心，举荐他当高官。从这件事来看，父亲的孝子，却是国君的叛臣。所以，令尹朱诛杀了直躬，从此，楚国坏人的犯罪行为，不再有人向上报告使国君了解，孔子奖赏了因孝而战败的人，鲁国人民在作战时就轻易投降或败走，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就象这样的不同啊。而国君一方面称赞匹夫的行为，一方面又想使国家得到幸福，这是必定不会达到希望的。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给“ ”字制定字义，解释为自环 (即专为自己打算)，与“ ”字涵义相违背的就是 "公"。公和私是相反的，苍颉本来已知道了。现在认为公私利益是一致的，那是没有经过仔细考察的毛病。然而为个人考虑，最好的办法不如讲求仁义，字习古代文献。讲仁义，就被国君所信任，被国君信任，就可按受国君委任的工作；学习古代文献，就可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为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贵荣耀。这是个人的美事。然而，没有功劳而能接受国君的委任，没有爵位而能显贵荣耀，有如此的政治，那么，国家必定动乱，国君也必定危险。



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是不并存的。斩杀敌人的人应当受到奖赏，而国君却推崇儒家仁义的行为；攻陷城池的人应当得到爵位俸禄，而国君却相信墨家兼爱的学说；使甲胄坚固，使兵器锋利以备患难，而国君却以儒者的服饰为美；国家富足要靠农民的辛勤劳动，抵抗敌人要靠士卒的勇敢，而国家却以文学之事为贵；国君废弃那些敬爱国君、畏惧法律的人，却收养那些游侠刺客之辈，措施如此，国家要太平强盛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收养儒者和侠客，国家有难时，却要甲士去抵御入侵的敌人，国家给以利益的人不是国家要用的人，国家要门的人不是得到利益的人。所以，从事劳动的人，就怠慢他所从事的事业，而游侠者和儒者却一天天增多，这是社会之所以乱的原因。



现在，国境内的人民都在谈论治国的方法，家中多藏有商秩、管仲关于法令方面的书，而国家却愈来愈贫穷；这是因为说耕种的人多，拿锄头种地的人少啊。国境内的人民都在谈论兵家之事，家中多藏有武、吴起关于军事的兵书，而兵力却越来越削弱；这是因为说战略的人多，参加战斗的人孙少啊。所以，英明的君主任用出力去耕地打仗的人，不听信空谈农耕和兵法的人，奖赏那些耕地打仗有功的人，一定要禁止对国家没有用处的儒家和游侠的活动；所以，人民能够竭尽全力而紧跟国君。



耕种是要用力气而且很劳累的，而人民却愿意耕种，说：这样，可以靠耕种富足起来；打仗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而人民却愿意打仗，说：这样，可以靠打仗显贵起来。现在，讲究儒家学说，学习游士的空谈，没有耕种的劳苦，却有富贵的实利，没有经受打仗的危险，却有显贵的尊位，那么，谁不想这样干呢?因此，有一百人从事智力活动，而仅仅有一人从事耕战的体力劳动。从事智力活动的人多，法制就会败坏，从事耕战劳动的人少，国家就会穷困。这正是社会之所以混乱的原因。



所以，英明君主当政的国家，没有那些儒家的学说，用法令来教育民众；没有古圣人的遗言遗教，用官吏做老师去教育民众；没有游侠的犯禁，以斩杀敌人首级为勇敢。这样，国境内的人民，那些空谈的游士必定遵循法令制度，劳动人民一定尽归于农耕之事，勇敢的人一定全都到军队中去服务。因此，国家太平时，人民努力生产，国家就殷实富足，有战争时，人民勇于杀敌，国家就会兵力强盛，这就叫做建立王业的资本。既能蓄积建立王业的资本，又能乘敌国出现弱点之时，向敌人进攻，就可使功业超过五帝，与三王并肩，这正是实行重耕战轻儒侠这个“法制”的结果。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和游侠在国内放肆骄纵，纵横家借国外的力量造成自己的权势。内外相交施行与国家不利的坏事，用这些来对付强故，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群臣中向国君谈外交事务的人，不是属于合纵家或连横家一党，就是个人有仇怨，而想借国家的力量报私仇的人。所谓合纵，就是联合许多弱国去攻打一个强国；所谓连横，就是侍奉一个强国去攻打许多弱国。这些都不能保持住国家。现在大臣中谈论连横的人都说：“不侍奉大国，遇到敌人就有灾祸！”既然要侍奉大国，就必须有实际行动，于是就把本国的地图交付给大国，并献上国君的印信而请求大国发落。



献了地图就削弱了国土，献出印信，就使国家名声低下。国土削弱，国家也就削弱，名声低下，政治混乱。事奉大国成为连横的结果，还没有看到什么实利，就已经丧夫国土、搞乱政治了。大臣中谈论合纵的人都说：“不救助弱小的国家以攻击大国，就会失去天下人的信任，失去天下人的信任，国家就有危险，国君地位也就降低。”救助弱小国家，就必定要有实际行动，于是就发兵对抗大国。救助弱小国家，未必一定能使它存在，而以大国为敌，未必一定不会有疏忽，有疏忽就要为强国所制服。出兵对抗，就打败仗，退守防御，就会被敌人攻破城池。救助弱小国家成为合纵的结果，还没有看到什么实利，就已经丧失国土、连吃败仗了。



因此，（如果提倡连横之说而）侍奉强国，那么，纵横家将借助国外的势力，在国内猎取官位，（如果提倡合纵而）救助弱小国家，那么，纵横家又将依仗国内的权势而求利于国外，国家的利益还没有建立起来，（那些纵横家倒先获得了）封邑和厚禄；国君虽然地位降低，而大臣的地位却很尊贵；国家的土地虽然削弱，而私人的财产却很富裕。如果事情成功，那么，（纵横家因有功）而凭借权势在国内得到长期重用；事情失败，那么，纵横家则可以凭借已经到手的财富而隐居起来。国君听信臣子的游说，事情没有成功就提高了他们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了又不诛杀他们，那么，像这样游说的人，（成功失败都有利），谁不争着用虚言浮辞去猎取功名富贵，而希望在事情失败之后能得以侥幸地免祸呢？



所以，（国君甘愿冒着）破国亡主的危险，去听纵横家的空谈，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国君不明白公与私的利益，不审察适当与不适当的言辞，而在纵横家事败之后没有坚决给他们应有的惩罚。都这样说：“致力于外交活动，成效大的，就可以统一天下，成效小的，也可以使国家安宁。”其实，统一天下的人，就一定有能力去攻打别国，而国内能安宁，就不应该被别国攻破；强国就能攻打别国，能治理的国家却是不可攻破的。可见，要使因家强盛，是不能靠外交活动求得的，只有靠搞好内政才能取得。现在，不在国内实行法治，而把智慧用到外交上去，那是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强盛的。



英明的国君，他在治理天下的政事时，应该使那些商人、工匠等没有定居的人数减少，而且使他们的地位低下，从而使人民务农而疏远工、商等不重要的行业。现在，向国君左右亲近的人员请托，就可以买到官爵的风气很流行；官爵既然可以用钱来买，那些商人和工匠的地位就不会低下。不合法的投机商业活动能得以在市面上施行，那么工、商之民就不会减少。商人不仅聚积的钱财比农民的收入多一倍，而且他们受到社会的尊重要超过耕战的人，这样，光明正大的人就会减少，而商人却越来越多。



因此，搞乱国家风俗的是：儒家则称颂先王之道，而凭借仁义来进行说教，他们讲究容貌服装而修饰辞令，用以疑惑当世制定的法令，而使国君之心动摇不专。纵横家则虚构事实，说谎弄假。并借重外国的力量，以成就他们个人的利益，而不管国家的利益。游侠、刺客则聚集党徒，标立节操，以显扬他们的名声。而触犯国家的禁令。国君左右亲近的人则聚集在贵族士卿之门下 （为他们服务）。把财资搜刮得一干二净，他们接受有权势的重要人物的请托，却斥退有战功的人不予任用。商人工匠则制造一些粗劣有毛病的器物，从而积聚了奢侈挥霍的财物，囤积货物，等待时机，而谋取农民的利益。——这五种人，就是国家的蛀虫。国君不清除这五种蛀虫一样的人，不培养光明正大之士，那么，四海之内将会出现破亡的国家和衰败的朝廷，也就不足为怪了。

水哲学

挺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