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灭绝】张献忠杀人考

中微子

看到某FQ发的群邮件，有感而作
张献忠，一个被我们奉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的人，或者说，一个魔鬼

一
　　崇祯十七年（1644）六月二十一日，重庆通远门外的广场上，三万七千名明军聚集。他们被编成百十个长队，鱼贯前进，到队伍前的木案处，伸出右手，放在案上。
　　站在木案前的士兵手起刀落，那只手应声而断，留在案上，手指还在抖动。血如喷泉一样从断臂上喷出。执刀士兵一脚踢开他，喊道：“下一个，快点！”
　　这是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部在处理被俘明军。六月二十日，张献忠攻破重庆城。这是他入川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全军上下，兴高采烈。张献忠特别指示，虽然明军曾经顽抗，但八大王此次宽大为怀，俘虏一个不杀，仅剁手为戒。
　　这些俘虏没有理由不庆幸。但还有人希图进一步的侥幸。农民军明令伸右手，有人却伸出了左手。一刀下去，左手掉了，然而又被刀刃拦住：“右手！”
　　于是两只手都废掉了。
　　这些断手的士兵被放出城，逃奔各自老家。他们把恐怖像瘟疫一样传播到了四川省的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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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诸义军领袖中，因为性情投合的缘故，张献忠最喜招徕亡命之徒。张军的主要成分是“叛卒、逃卒、驿卒、饥民、响马、难民”，从职业军人转变而来的人尤多。这使他的军队的战斗力高于其他的乌合之众。一位明朝军官曾说张的部队对于作战是习惯成自然。每个人脸上身上没有囫囵个的，铅子、箭头，处处皆是。他们皆不畏死，一听说官兵来了，都兴奋异常，听说要打仗简直和打猎一样的高兴。官军正在观望害怕，他们却毫不畏惧，老于此道。
　　因为队伍的骨干由农民阶级的边缘分子构成，张献忠部在明末诸军中把底层阶级的人格缺陷表现得最为明显。换句话说，张部是受底层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影响最深的一部。
　　一提起农民，我们的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罗中立《父亲》中那个满脸苦难、善良、坚忍的形象。在我们的思维定式里，“农民”这个词总是与“淳朴、勤劳、仁义”这些美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相反，与“富贵”这个词距离最近的，却是“虚伪”、“残暴”、“为富不仁”。
　　然而，随着深入阅读明末四川的那场大劫，我的思维定式逐渐被打破。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由农民为主体构成的底层社会文化除了我们熟知的“质朴”、“自然”之外，还有着“粗陋”、“浅薄”，甚至“野蛮”、“丑陋”和“黑暗”的另一面。农民们被贫穷和专制统治双重镣铐紧锁着。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是一群“残缺不全的人”。
　　最主要的缺失，就是“人道”精神。
　　在正统文化中，“人命”起码从理论上，在表面上，是天地间最贵重的事物。“天地之间人为贵”、“人命至重”、“仁者爱人”等字眼充斥在儒家经典上。专制法律虽然残暴，但对人命还保持着形式上的尊重，比如，每年全国所判的死刑，都要呈报给皇帝，由皇帝亲自校核审批，才能行刑。然而，在底层思维中人命却是不甚值钱的东西。不但他人的生命不值得尊重，自己的生命似乎也不太值得珍惜。“头掉了碗大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那些专一杀人害命的人渣，如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居然成了底层人民的英雄。
　　他人的性命，在张献忠眼里，只分有用和无用两种。年轻身壮的，可以为自己冲锋陷阵或者当挑工、人夫，所以是有用的，可以留下。年老体弱的，对自己无用，所以一律杀掉。
　　当然，不杀也可以，因为杀人是一项费时费力的活。不过张献忠却乐此不疲，经常杀了一通后不过瘾，觉得杀得不够多，要“补杀”。《张献忠陷庐州纪》载，张献忠进庐州后，起先并未大杀。第二天在城楼上发现许多火药，“随报，八贼即动气，大嚷曰：‘这蛮子养不家（即养不熟），我厚待你，这火药就该说，并无一人提起’，遂令搬火药来营中，放火烧楼，又传令进城补放火、杀人、捉人，一人不许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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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底层文化中的另一个严重缺失是缺乏对妇女的尊重，张献忠部在这方面表现一样鲜明。
　　正如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分析的那样，正统文化本身虽强调男女不平等，所谓“夫为妻纲”即为明证，但是正统文化还是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强调正妻的家庭地位，欣赏在“夫为妻纲”基础上的夫妻间的“举案齐眉”，相互尊重。然而，底层文化对妇女，却是赤裸裸的贱视甚至敌视。正像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的黑帮老大所说：“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而每个中国底层社会男人几乎都知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绿林世界里，女人除了供男人消遣，别无用处。《民国时期的土匪》提到，一个匪首在行军中仅仅因为妻子小脚走得慢，就毫不犹豫地一枪把她打死。
　　明末农民军的首领们，把这种野蛮演绎到了极致。李自成困在巴西鱼腹诸山走投无路时，算了一卦，结果是大吉。卜者谓，李自成有帝王之分。于是，身边人纷纷坚定了奋斗下去的决心。大将刘宗敏立刻“杀其二妻，谓自成曰：‘吾死从君矣！’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以从者”。
　　至于张献忠对待妇女，那就更让人无法接受了。
　　也许是受过女人的歧视或者伤害，张献忠对漂亮女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报复心理，他经常说，“天下事皆妇人所坏”。征战途中，不时有部下向他进献美女，他通常留宿几次就借故杀掉。攻占黄州后，他集中全城的妇女，然后挑那些年老或者貌丑的放走，留下那些年轻漂亮的，强迫她们去拆城墙。这些女人平时哪干过这样的重活，许多人手指被磨得鲜血淋漓，昏厥在城下。城墙拆掉后，张献忠又命令士兵把这些人全部杀死在城下。
　　在攻打滁州战役中，因久攻不下，张献忠听信了一个阴阳先生的话，到周围乡村掠来妇女数百人，“尽断其头”，倒埋在城下，露出阴部对着城上，想以此来压住城上的大炮。这个办法当然不好用，那次战役，张军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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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献忠在四川建立他的大西政权的具体经过从略，只说一头一尾
四
    天下易守难攻之地，无过于蜀。崇祯十七年春，张献忠率全军溯江而上，准备“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因此有了六月二十日重庆城破的一幕。
　　经过十多年的流动宣传，张献忠部的威名已经传遍半个中国。可惜，“八大王”这三个字是作为恐怖的代名词被广为传播的。在许多省份，吓唬小孩子的最好办法是告诉他，再不听话，“八大王”就会从窗子外面伸进手来，把他抓走。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张献忠部入蜀给四川人带来的震动。
　　和传说中广大人民面对起义军总是欢欣鼓舞不同，四川人在等待张献忠部到来的这几个月时间里，受尽了恐怖的折磨。越是乱世，谣言越多，三天两头有消息传过来，说张军马上就要到了，于是百姓们扶老携幼，匆匆逃到山里。然而等了两日，却没有动静。这才发觉是一场虚惊。
　　省城成都更是乱成一团。在重庆与成都两城陷落之间的一个多月，成都居民们日夜被恐怖所煎熬。史书记载，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成都城内都是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之中，三更半夜时分，经常有人因为听到风吹草动，杯弓蛇影，起而大呼，“呼曰：闯至矣！明日又呼曰：献至矣”，于是一城骚动，人们哭爹喊娘，四处躲藏，折腾大半夜，才发现是谣传。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在巨大的恐怖高压下，张献忠于八月初九日干脆利落地攻破成都城，对成都人来说，几乎是一种解脱。
　　然而，等待中的雷霆并没有马上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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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素质问题，是历代农民起义军领袖的阿喀琉斯之踵。
　　无庸讳言，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们没有条件接受教育，发展智力。因此，大部分农民领袖都习惯于浅层思维，缺乏系统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他们目光短浅，见解狭隘，缺乏想象力，只恃一时之勇，缺乏治理一个国家的大政治家所必需的知识储备、人格素养和智力基础。他们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这也就是为什么数千年间千百次农民起义里，只有刘邦和朱元璋两个人最终从社会最底层直接走上了皇位。其他百分之九十九出身社会底层的英雄豪杰，结局不过四种：一是大事未成之前默默无闻地死于枪林弹雨之中，这是绝大多数起义首领的结局，比如明末起义那百数十名外号各异的首领。二是虽一时据地称王，掀翻了旧王朝，而战斗成果终于被贵族们夺去。比如王莽末期，赤眉绿林首义，豪杰纷起，结果却是把宗室刘秀送上了皇位。而隋末瓦岗寨程咬金们虽一时做了皇帝，最终还是被谙于统治术的前贵族唐王李氏收服。三是距一统天下只差几步之遥，却终因素质太差，抵御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意志崩溃，沉于酒色，最终亡国，比如洪秀全，也可以算上李自成。四则是只会攻城略地，四处流动，一旦坐了天下，反倒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比如黄巢。
　　张献忠也遇到了黄巢的问题：策略缺乏。
　　建国之初，大西政权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治安问题。
　　由于缺乏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张献忠虽号称平定全川，但是在四川大部分地区，他的统治只是名义上的，就连一些仅有的军政措施也未能得到贯彻。只有成都附近才算是控制比较稳固的地区。史书的一些记载：“献忠当时窃据者，川西锦城一区耳。”“献忠拥兵数十万，……而其威令所慑服者，不过成都前后十余县耳。”这些，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没有红军式的基层政权建设和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大部分百姓还是把张献忠当做“流贼”，只是慑于张献忠的威势，而不是真正心悦诚服。所以，张献忠的统治极不稳固，面临的反对势力非常强大，在他实际控制地区之外，有无数自发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与他为敌。
　　张献忠当然明白他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偏偏只是历代专制统治者用过的无数统治术中最恶劣的三个办法，一个是警察管制，一个是暴力镇压，一个是特务统治。
　　张献忠平生唯一崇拜和信奉的就是暴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结果。张献忠部从不像李自成部那样注重宣传，注重策略，软硬两手一起抓。他们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战斗力。他们迷信“只要有刀枪，没有办不成的事”。
　　我不得不说，与地主阶级斗争十分坚决的革命者张献忠，他统治劳动人民手段的野蛮下作实在大大过于历代反动统治者，甚至最野蛮的皇帝朱元璋。和朱元璋一样，暴力对张献忠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张献忠有时策略性地拒绝理性，因为他深知对非理性的恐惧深植于人性之中。当一个人有足够的实力蛮不讲理时，他最容易得到无条件的顺从。
　　张献忠面临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吃饭问题。过去，张献忠部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一贯是“因粮于敌，未闲屯种”。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然而，张献忠在国家经济管理中的措施却乏善可陈。最初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然而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于是他的经济措施就剩下了“打粮”，所谓打粮，一言以蔽之，就是“抢”，放纵士兵在“国家”之内强抢。　“献贼每五日十日发人采粮，如一人不回营，领人管队小剥皮（又自创为小剥皮法，将人两肩膊皮自背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不与亲戚人等与饭食，赶出郊外，严禁民间藏留。多有栖古墓月余而后气绝者），同伴俱斩。”　
　　所打之粮，首要的目标当然是地主大户，可是张献忠的兵马没有进行过政治训练，在过去他们没有区别过地主和人民，进了四川他们当然也不会专抢阶级敌人。而是见粮就抢，见猪就杀，见人就绑，绑起来用火烧烤，逼他供出所知的藏粮地点。见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也“杀而夺之”。　
　　正如“文革”结束不久一本颂扬张献忠英雄事迹的传记中指出的那样：“张献忠在四川的两年多时期中……据我所见到的材料，张献忠没有采取过一项直接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摆在面前：粮食何在？过去流动作战，靠在各地‘打粮’，如今一住两年，地主和官仓的粮食很快吃光，几十万军队不能空着肚子，这就必然要从广大农民身上取得粮食。”
　　另一本肯定明末农民战争的书说得更清楚一些：“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大西政权在四川没有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收赋税的政策。几十万大军和各级政权的消费，基本上是依赖没收和打粮。当时人士傅迪吉和李蕃的著作中，都描述了大西军出外打粮的情况。明末社会中，家有余粮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是这种见粮就抢见猪就杀的政策，必然要侵犯到一般农民的利益。如果说这种做法在流动作战时期还有它的合理性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继续这么办就必然走到难以为继的地步。”
　　许多大人物一再说：“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世界上最好统治的老百姓”。老实厚道的农民们什么都可以忍受，唯一不能忍受的是活活饿死。张兵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张献忠入川之后，兵锋所过，大部分四川农民都逃入山里，大片土地撂荒。剩下的农民在大西军打粮队横行之时，进行经济生产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民遂不耕”，田地大片荒芜，百姓益发大量逃亡。　
　　在这样的统治之下，“最好的老百姓”们不拥护这个“自己的政权”也是情有可原。　　张献忠的第三个问题是军事优势的丧失。
　　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军事上就出现了败势。一六四五年春，明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进入四川，攻占了重庆。张献忠忙派刘文秀反攻，亦被曾英打了个大败。不久，明朝将领先后占领了四川东部和南部的綦江、宜宾等重镇，逐步开始向川西平原蚕食。
　　一开始，张献忠尚不以为然。胜败乃兵家常事，近二十年间，他曾经无数次走投无路，不也过来了吗？他毫不慌张，派出人马，四出征伐。
　　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了。他面对的不仅仅是明朝正规军的进攻，更可怕的是他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大西政权的统治下，我们见到了历史教科书上见不到的现象：对起义者的再起义。看到张献忠出现败势，四川各地在富家大户和原地方官的领导下，纷纷起来，“拥众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拒险寨者不可胜数”。“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在张献忠实际控制区内的百姓也纷纷起义，“起义兵斩伪令者所在皆是”。后来竟弄到这样的地步：“成都百里外，櫌锄白梃，皆与贼为难。”
　　越来越多的人踊跃参加官军。《蜀警录》载：　
　　“曾英至重庆，驻兵江上。招集难民入伍，舳舻百里，旌旗蔽江。”明军的势力迅速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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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标题起得很吓人，不过更吓人的是史实。称为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灭绝不为过，张献忠的屠杀，连抗战时期的日本人都难以望其项背

（之一）
    疯子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借助理智力量的疯子。
　　张献忠就是这样。眼看彻底平乱无望，张献忠想出了釜底抽薪之计。
　　张献忠觉得有必要对读书人进行一次大清洗。　
　　一六四五年夏，大西皇帝张献忠在全川境内发布“选举考试令”，以国家初建，亟需人才，命令全川读书人一律赴成都应考。考取者，将按等授以官爵。令各地军人搜查，百姓检举，如果不出来应考，本人全家斩首，不报告的邻居连坐。
　　由于知道张献忠喜欢搞科举，所以川人并不以为异。命令一下，大家纷纷整理行李，带上家人仆从，“诸生远近争赴”，住进了大慈寺。进去之后，就不许出门，关押起来，一如囚犯。
　　一个月之后，各地报告，生员已经齐聚。于是，张献忠采取行动了。“读书人来齐了那天，自大慈寺门到成都南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在寺门口设一长绳，离地四尺，张献忠亲自边上‘验发’”。如果此人年龄尚小，身高不足四尺，或者张献忠看着顺眼，想留下来用，就命令站到一边。除此之外，即属检验合格，准许出发。“于是，每发一生员通过，前面有一人，手执高竿，悬白纸旗一付，上书某府某州生员。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以为是去赴考场。到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在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去尽。”（《蜀警录》）
　　如此“考”了三天，除了十几名年龄幼小，张献忠看着喜欢想留为己用的孩子之外，剩下的一万七千人，全消灭了。
　　其次消灭的是“僧道、医卜、阴阳诸流，及百工技艺人”。这些人是流民中的精英人物。此等人亦应作为不安定分子，除之而后快。所以，张献忠亦采取欺骗手法，“托言斋醮，或考试，或兴大工之类，至则皆死”。仅在成都城一地，他就杀死和尚二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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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然而，杀了这些火种，却没起多大作用，各地再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这些四川人，简直是杀了一百，站起一千，前仆后继，与他张献忠为难。一旦那些从穷山大野里杀出来的叛乱武装攻向城市，城里的居民就迫不及待地里应外合，群起攻杀守城的张献忠军，欢迎那些“再起义”的队伍。
　　张献忠征战十余年，从未见过这样的百姓。在其他各处，百姓对他都是俯首帖耳，战战兢兢，唯蜀人“忘恩负义”。分析情报，各地城池失守，城市人民做内应通风报信起了关键作用。这样一想，他觉得成都城内处处都是危险。他从这个城市人民的表情上早已读出了他们内心的怨恨。他越想越怕，干脆从成都城里搬了出来。
　　丞相汪兆龄摸透了张献忠的心事，他说：“蜀民剽悍，臣先言之，今则然矣……而蜀人德不知怀，威不知畏，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也……以臣愚意，莫若先将在城人民，尽行屠戮……此制剽悍安反侧之善策也。”
　　张献忠深以为然。决定，剿灭各地城市人口，以彻底消除内应。
　　两名传教士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屠戮成都的过程。以下是他们的叙述：
　　一千六百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献忠打算剿洗全城居民。他事先安排好一个探子大张旗鼓地跑进城来汇报，说一路敌军大队将到，须当操练兵马，以作御敌之计。第二天，张献忠动员人马，做出将赴战场的姿态。他先召集各营军官，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开了一个会，传达了“剿洗全城，不留一人”的命令，命令说“成都百姓已暗通敌人，勾引大队入川，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漏军情”云云。众军官会后回营，预备明日大屠之事。
　　第二天，两位传教士见张部大军军队纷纷出城，聚集在城外的空地上，尚不知他们要做什么。不久，传令兵来到，通知各官员并通知两名传教士，今天将发生大的变动，各官员应该保护好自己的家人老小，否则出了事后果自己承担。二位传教士这才猜出献忠想做什么，急忙奔回寓所，想救护自己的几个佣人。然而佣人们已经被军人搜出带走，他们扑了一个空。
　　这时，城内居民除了大西国官员家属外都已经被挨家挨户搜出，驱赶到成都南门及东门外。利类思跑到南门城楼，安文思来到东门城楼，希望劝说站在这里指挥的军官先不要杀戮。两个外国人的比比划划当然不起什么作用，两处已经开始杀人，“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惧绝心目，血流成渠”。　
　　开始屠杀不久，张献忠亲自率马队来到南门外沙坝桥边，亲自观看屠杀场景。老百姓一见献忠到来，“皆跪伏地下，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我等无军器，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张献忠丝毫不为所动，反而破口大骂四川人忘恩负义，私通敌人，自寻死路。“随即纵马跃入人从，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杀该死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于是数万士兵一齐动手，被杀之人越来越多，呼号之声越来越稀，最后，举目四望，只见成都城外的土地完全被尸体覆盖，“息静无声”。“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惨象，非笔舌所能形容”。
　　中国史书还提供了传教士没有提及的一个细节：张屠成都时，天阴欲雨，雷声大作。张献忠“怒指天曰：‘尔放我下界杀人，今又以雷吓我耶？’用炮还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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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
在血洗成都前后，各地的洗城工作也在进行。我们还是来看一看简州的洗城是如何进行的。
　　本来，简州久已安定，并没有人起兵反对。地方秩序如此之好，以致弃学经商的傅迪吉甚至受了两个堂弟的鼓动，在附近乡村购买了一批绸缎，运到简州城里，准备贩卖给驻扎在州城的起义军，赚一笔钱。也该他倒楣，十一月初三日，刚刚入城，就赶上张献忠从成都发兵，把简州城四面围住，然后进城搜检人口。他在《五马先生纪年》中详细地记载了他惊心动魄的遭遇。
　　看到张军入城，他和几个亲友急忙藏了几来。“少顷，贼兵全部涌入城中，无分男女，见人就锁。诸母姑辈匿于床下，余一人仅有茅草二捆遮身。”傅迪吉惊恐无措，事后总结经验教训，告诫后人不要住在城里：“可怜城中遇难，与乡间大不同；若在乡间，纵逃不出，犹能东奔西走也，有须臾之缓，城中寸步难移，惟束手待毙而已。从来一治一乱，天道之常，后之人当以此为鉴，乱世切莫居住城池。”　
　　然而，张军都是搜查的好手，这些承平已久的百姓如何能躲过张军的眼睛。“少顷，无数贼兵将我诸母姑辈于床下搜去。
　　所有城内居民都被押解到城门外的河边空地上，他们在这里度过了恐怖的一夜：“其时天色已晚，墙上河边塘火齐起，胜如白日。都督住扎城楼。起更之时，众人坐下。人挤太紧，果然无容足之地。幸喜我正在人群当中，四面围得千层，得免受张军的苦楚。那些离张军近的人，张军将棒乱打，犹不致死。后面坐在城墙下者，被墙上的张军推倒城墙垛子打烂而死，众恶贼遂拍掌大笑，以为取乐。伤哉伤哉，此日之天道安在哉？”
　　“二更时，张军困倦睡去，惨剧才止。每塘火止有三四人暂守，不见吵闹，只闻张军歌唱之声。鸡鸣时，始唧唧有人语，细听之，乃吾州中老人与少者言：你们年少，或有人选上，或还有生路。我们年老，天明即死！”
　　第二天一早，起义军在北门外众人中选人。“初四日黎明，众兵果来选人。众人争先求售，亦不中用也。”傅迪吉幸运地被选中参加了张献忠军。
　　选过人之后，剩下诸人，对起义军来说没有用了。于是大开杀戒。“复闻举号三声毕，大叫各营传兵杀人。登时只闻刀响，大杀逾时，与昨日不同，久之尸满大坝，无人可杀，住刀。随拖死人下河，河面不知堆积几层。及视墙下，所存甚多，犹难计数。”
　　杀完人后，“起营回州，将前留妇女尽杀，上成都去了，谓之卷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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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
        张献忠控制区内的各地城市人口剿灭净尽，他又从郊区强迫村民们入城。毕竟，城市里还需要有人为军队服务。
　　虽然花了如许兵力人力来剿城迁人，四川各地也不见平定。在清军、明军、各地再起义军的攻势下，张献忠屡战屡败，接连几个月没有打过一个胜仗。张献忠挺不住了，他无比怀念起了当日的流寇生涯。放弃四川，到他处重新开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然而又不甘心这样走。因为实在是太恨四川人了。好，你们不是反对我们吗？把你们都消灭了，变成一片赤土。张献忠决定屠蜀，理由是“自我得之，自我灭之，无使他人得”。在撤离四川前尽量把四川人杀光，留给敌人一个空省。
　　这是古往今来最宏伟的屠杀计划，执行得也相当坚决。
　　距剿灭城市人口不久，张献忠又发出了“除城尽剿”令，令军队出城，消灭农村人口。深入穷山大岭，一个也不放过。“立搜山、望烟等头目，踪迹高山大谷有匿崖洞者，举火薰之。”
　　从荣县、洪雅等县县志所引资料看，张献忠在四川许多地方无可争辩地实行了“除城尽剿”的政策。他认为“凡居山野者俱叛逆，将悉行剿灭；城内俱良民乃免死”。具体做法是：“凡剿一处，先令地方官清四至界，并乡导人送领兵官。前一日照四至界址布兵环围，次日开剿，四下齐向中央搜杀，如围场合龙口之状。”结果是：“不论男女老幼，逢人则杀。”“剿毕复扒草寻穴，细搜数日乃复命。”之所以这样仔细，是因为“倘有漏网者，或于别处发觉，罪其领兵官”。我们前面提到的小秀才欧阳直在为张献忠部服务时就“尝见郫县解来一个逃民，审讯之后，发现系峨眉人，于是负责查剿峨眉的官员洪都督被剥皮”。在这样严厉的政策下，各地官兵当然不敢不尽职。仅川中各县，就有十四万多人死在屠刀之下。
　　作为一项军事命令，当然要有验功标准。那就是手掌。欧阳直办理文案时，曾经见到以前用手掌记功的记载。他说：“每官兵回营以所剁手掌验功，掌一双准一功。凡有军官衙门所在，手掌如山积。而成都城内人掌，则更几于假山之万叠千峰矣。尝见一札付，自副将升总兵。其札头空白处用朱笔细字备注功级算手掌一千七百有零。”
    人已经杀得差不多了，张献忠开始撤退。穷途末路之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眷恋家乡。他对部下说：“弃蜀出秦，一得长安，则是中原首领自我而据，且关中为我故乡，诸将兵多系秦人。自来强兵战马皆产于秦，要图大事还是陕西。”
　　然而这时又遇到了供应问题。人口消灭净尽，自然粮食就越来越难找。数十万军队，没吃没喝，如何行军？张献忠想到了屠杀自己的部下。当然，要杀必先杀那些掳来的四川人，他们虽然被征入伍，心却不附，经常有人开小差。
　　义军中要“收治”的有三种人：“其一系四川人，有在四川入伍者，有系四川人而在他省入伍者。其二系他省人而在他省入伍者，有系他省人而在四川入伍者。其三系明朝官兵投降过来者，有系阵前俘获者，又有系各地方上的土匪入伙的，俱当尽诛。”其中尤其是四川义军，张献忠认为都是些“剽悍亡命，叵测不轨之徒”，故“恨入骨髓”，必欲除之而后快。
　　献忠还认为随营妇女是自己行军作战的累赘，在杀过自己士兵以后，把屠刀探向军中妇女。一六四六年他离开成都时，首先将自己的三百嫔妃杀掉二百八十名，只留了二十名侍候自己。并命令“各营所有妇女，齐集一处，由兵围绕，献忠另选兵人一队为刀斧手，号令一声，乱砍乱杀，叫冤哭惨之声，震动天地。妇女尸身堆积如山，血流成河”。　
　　还有史料记载，由于缺乏军粮，张军曾经把这些死亡者的尸体“剐之割之，制成腌肉，以充军粮”。

中微子

《蜀龟鉴》对于蜀乱做了个粗略的总结，谓：
　　痛乎，明季屠川之惨也。四川南部死于张献忠部者十分之三四，死于瘟疫、虎灾者十分之二三，而所遗之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川东死于献者十二三，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万不遗一矣。川西死于献者十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十万不存一矣。
    康熙六年（1667），四川巡抚张德地来到四川之后报告给皇帝说，他只是个空头巡抚，因已经无人需要他来管理：“四川有土无民”；康熙十年，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说：“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二十二年，马湖（今四川屏山县）知府何源浚也说：“蜀地民稀”。康熙二十四年，人口渐渐多了起来，然全省也只有一万八千零九丁，约合九万多人，“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四川通志》卷71）。
　　当然，还有人没有被统计进来。比如那些为数不少的白毛男白毛女：
　　叙州有人避贼，逃入深山。草衣木食既久，与麋鹿无异。后见官兵，以为贼复至也，惊走上山，行步如飞，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
　　南江二野人，能手格猛兽，擘獐鹿啖之，悬崖绝壁，腾上如鸟隼。他们不怕猛兽只怕人。虽家人亲戚召之，疾走不顾也。
　　这些返祖的“原始人”不怕什么狼虫虎豹，最怕的倒是两条腿的同类。
　　当时的四川，已经不像人间景象。当时的官员目击后在信中说：“自从进入四川，只见荆棘塞道，万里烟绝。荒野之中，只有野兽成群，不见人踪。偶尔见到一两个幸存下来的人类，又都是五官残缺，割耳截鼻，缺手断脚之人，看上去像妖魔鬼怪，让人感觉不是行走在人间。”
　　时至今日，每逢成都城区改造、挖路修渠，还经常会暴露白骨，现身说法他们彼时的遭遇。
    可以这么说，四川一省的原住民，已经被张献忠屠干净了。现在四川的居民，大多是康熙年间以后的移民。
    三百五十余年过去了，张献忠的灵魂仍然游荡在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之中。在张献忠之后三百年，我们还听到过有人宣称，中国死掉三亿人，还剩有一半的人口，还一样能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不怕打仗”、“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太平”这些说法还能屡屡听闻。“张献忠崇拜”是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一处危险病灶，虽然已经被历史之手割除，然而割除得并不彻底，时有复发的可能。所以，研究张献忠杀人的原因，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实不是一种猎奇，而是一种需要

水哲学

有许多疯狗杀人是不需要理由的。可能因为一己之私，可能因为好玩，可能因为无聊，可能因为早饭吃得太多需要消化一下，都可以。
暴力和压迫需要理由吗？不需要。需要的是力气和武器。

天外

孔子说的好：老而不死是为贼。
中华民族不应该有这么长的历史，五千年的压迫已足够使任何最激进的哲学变得麻木。

鸿怀瑾

这我以前有所耳闻，但不太清楚，只听过＂两广填四川＂
现在才了解
简直惨无人道

花未眠

原帖由 鸿怀瑾 于 2008-8-23 17:17 发表
这我以前有所耳闻，但不太清楚，只听过＂两广填四川＂
现在才了解
简直惨无人道

不是两广~是两湖~完整的话是~江西填两湖，两湖填四川~

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人口大迁移捏~

但农民就是农民~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不是说改就改的~中国古代社会也就是被这过于长久浮华的封建社会所拖垮的……

鸿怀瑾

不好意思
记错了

特务小强

政府不腐败，军备不松懈，百姓能安居，谁造反？？？

特务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