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屠四川真相如何？

特务小强

张献忠杀入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已经七轮甲申了，围绕他剿四川的话题还是议而未决。观点两派:滥杀无辜说和镇压地主阶级说,都是古今官方论调。民间还有多种说法，张献忠杀四川的原因、端阳节插菖蒲陈艾的来历、“南山舞剑，北山人头落地”的超级屠技……不一而足，蔚为大观。
　　四川是个移民大省，初来文化多元，久后混同，融入巴蜀文化。秦汉到明清，蜀中人口五次大换血，土著居民不绝如缕。清初以前，四川人口顶峰是南宋，有1000万。元初残存60万。最近的两次，发生在元末明初和清初，至今民间盛传的张献忠故事，应该是糅合了这两次移民的血泪史的演义故事，不能简单化地一概肯定、否定。1621-1685年明末清初四川大乱，张献忠进出的岁月是1639-1646年，蜀人由战前400万降至战后50万，而不是正史、野史异口同声说的他草杀七亿人。
　　《明史．地理志》1578年四川3102073人，而《流寇传》却说扫荡陕西、湖广、江西的张献忠嗜血，入川杀应考士子、坑成都民、杀各卫籍军98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州县，草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川中民尽。同一部正史，自相矛盾。被草杀的数字，竟是全川人口的225倍、全球人口的3倍！要知道，张献忠在梓潼县七曲山大庙指认文昌帝君张亚子为远祖，潼川府百姓多得保全。况且那阵遵义尚属四川，不在大西掌控中嘛，岂曰无人？
　　郫县孙澍，1855年举人，刺取新繁费密《荒书》、丹棱彭磬泉《蜀碧》拼成《蜀破镜》卷第三下：“十月既望，献逆命四养子之兵分路草杀，讫十二月岁除回成都，上功疏……献忠自领者名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记之，人不得而知也。”他分男女罗列1645年12月3日到次年2月15日四路共杀七亿人；老营杀人秘而不宣，要之，总不会比他任何一个养子差,那么就算二亿人吧。如此，他们75天要杀九亿川人，每天该杀1200万人，需要多少刽子手呀？须知，他已经杀死百万军人了，手下还有多少人马？
　　我们来做个典型调查。17世纪中叶，张献忠李自成余部、地方武装、土匪、清军、南明军拉锯作战，四川周边地带人口损失较小，腹心地带漏网百姓四散逃离，乱后回乡，重建家园。沱江中游地处成渝要冲，方山浅丘，兵来难以藏匿，死亡惨重。我写《资阳人口发展史》四万字，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世平作序指导。通过分析，大体得到一组全县人口数据：1621年41000人，1646年25000人，1667年19000人，1685年3000人，1728年14000人。也就是说，张献忠死时，资阳人口比起明朝最高峰，还占61%。四川人口差点绝种，那是平定吴三桂叛乱时清军造的孽。想想吧，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何等惨烈，文人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可以诛灭九族，朝廷借口编纂四库全书，汉唐典籍尚且逃不脱鲁莽灭裂的篡改挖补，彻底毁版，何况清初满洲屠蜀，在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中，哪个文人敢写清军灭蜀？白居易是个有民本思想的作家，尚且把明皇重色污蔑为汉皇重色，指着隔代死尸来骂，也不敢斥责本朝已故皇帝。联想到21世纪言论自由的今天，公开刊物上，谁都可以归咎早已去世和失势的领袖？久之，手稿朽烂消灭，谁知道哪句话、哪段话是他人强加？
　　同样是清人资料，各县家族谱牒的记载就很真实，写谱人还在执笔，被他录入的族人还在呼吸，他总不可能说自己的祖先、自己的家族被张献忠杀得不留半根人毛，自己这个宗族早就彻底灭绝了吧？我祖先是1368年入川的，到我二十四代，我二十年自费收集家谱116种，祖先明初就在四川的33种，占今天血脉支系的28.4%。如果说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完了，那么我们这33支明初入川的人，难道是天外闪客？今天还在续修家谱，且系明初在川者后代的，一定至少有一线血脉躲过了张献忠、躲过了康熙灭周大屠杀，这是常识，无须论证。资阳县1745年新旧承粮花户3193户，1764年4112户，1782年19917户，直线飙升。据粗略估计，乾隆初年全县宗支有千种，我收百谱，不过十分之一，何况巴蜀之广！逐一摊开全川清末、民、共还有活口的明初入川者的后裔之家谱，分年统计崇祯、顺治、康熙、雍正年间死亡人口花名册，可知多半死在1674-1685年间。我自幼听说：“张献忠剿四川，南山舞剑，北山人头落地。”又说，某年端阳，农民军来时，前锋告知一个善人，叫他门前插挂菖蒲、陈艾，兵来不杀。这个善人照做，并且漏风，使邻居都挂上菖蒲、陈艾，全村豁免，相沿成俗。1980年在内江读书，老百姓说张献忠随父亲来作小贩，驴粪污染了街道，被罚清扫；他在野外拉屎，顺手抓了一把草来擦拭屁股，谁知火辣辣刺痛奇痒，原来误扯了火麻，他想：“四川草都这么毒，将来发迹，必灭川人！”1991年版《内江风情》有《义军血染冬瓜岩》，讲述张献忠部攻打内江高桥的故事，尽情讴歌。各地县志、家谱，或多或少涉及这些问题，似是而非，莫衷一是。我们的态度是冷静客观，既不要见农民起义就肉麻地歌颂，也不要见草鞋造反就污蔑。
　　1621年10月，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与官军激战资阳东乡小院寺九泉山。石柱土司秦良玉及其子马祥龄率兵六千鼓行而西，北上恢复内江、安岳、乐至等县，奢崇明部败退。战后，城北进士冯修吉救济乡里数百家。1639年12月，张献忠部攻克资阳。1640年7月，安岳红雨。12月，张部屯驻安岳周里场，得知官军到来，宵遁。明总兵猛如虎选骑兵追歼张部。杨嗣昌幕下评事万元吉与张应元扎营安岳城下，堵截张部归路。张部由水道下简、资，所至空城而遁。
　　1644年2月，资阳县东堪嘉坝詹天裕、县南丰裕场刘应登、罗九泰、王二溪王登俊率地方武装保卫桑梓，与犯军交战。7月，张献忠都督马元利、轶其名率兵三万由简州南下，所经州县，只剩空城。简州知州奔成都告急。9月初，张部再破资阳，知县贺应选不屈，他家十七口被杀。城将破，人已逃，八卦井少年王永志见母亲病危，两个哥哥先跑了，他不忍，留下送终，夜里用绳子放下门板葬母，也钻雅安深山。资阳诸生刘宏芳被捕，手持扇子一路唱歌，走到什邡县西门，从容投石桥潭死。9月16日，张献忠建大西国，称帝，改元大顺。10月，严令征蜀士考试，诱杀文人和家属数万人。又开特科，死17000余人，蜀中文运断绝。来年，夹江王县令进贡盐渍新鲜荔枝，他大怒，命令近侍王珂去诛杀。经人劝解，他下诏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王珂你回来，饶了夹江那个龟知县。”1745年《蜀碧》成书时，此诏尚存资阳。大西刘进忠破安岳，窦可进死。窦是1640年进士，任云南兵备副使，告老回归，城陷被执，怒骂不屈，给剥皮寸碎。可进同榜进士王起峨，字如苏，兴兵万人拒战，败死。乐至杨文泰在荆州买回的妾荆娘，寡居守节，城陷被捉，她大骂不受辱，立时见杀。
　　此间文运衰歇，名人不多。1663年安岳张象书中举，与弟进士张象冲、张象华都以诗知名，时称三张。乐至邹简臣字开乐，1642年四川解元，张献忠据蜀，他携母至顺庆（今南充市），偕赵司铉等倡召复明军十万，恢复顺庆等十余城，授邛州知州，加授成都府同知，升按察副使，分巡下川南道，代管山东道，改通政司右通政，赞理蜀王军务，与清兵相持于简州。清灭南明，他逃云南禄丰。1659年住洪雅县花溪讲学，学者称易斋先生。1666年四川总督李国英召见厚待，他坚请还山，死在花溪草庐，有《壬辰纪略》。
　　沱江东岸支流环溪，亦名杨花河、阳化河，别称花溪，两岸躲兵洞最多，资阳响水滩兵洞离地四米，距山顶三米，深无比，洞口刻天下太平四字，落款大顺二年夏，系大西年号，即1645年。这年4月，南明总兵贾连登激战大西，夺取资阳。战后，天台山贡生张景荣存活乡邻数百户。1646年清军杀入，编户齐民。1647年，张献忠余部联合南明抗清，复据资阳，继而互相攻占，资阳赵应贵到简州号召人们奉行南明永历正朔，立五营中军旗鼓，大张声势，不久回县。1648年，四川兵匪各据一方，互相残害，盗贼横行，虎豹遍地，三五成群，不分昼夜，飞腾上屋，浮水进船。更有恶狗百十为伙，撕人如虎，夜晚遭遇，一狗叫起，群狗都拢，扑咬行人。不是多人结伴，不敢逃荒。最可怕的是瘟疫，战争漏网的人，脚胫生疮叫马蹄瘟，传染不治，死人很多。农事荒废，杀人当饭，饥饿的平民，孤身躲藏，剐树皮，挑野菜，刨蕨根，苟延残喘。安岳王九韶，大西故将，投诚满清，四川巡抚李国英免罪放回，他却勾结林时泰、樊良栋、飞天天、杨三庥、张窝耳，剽掠地方。巡抚多次招集，他不从。林时泰杀了他，捉飞天天押解保宁府（今阆中市），受赏，派遣回乡。而林时泰依然蹈袭王九韶的覆辙，百姓告发，他却逮捕告密人，侵劫蓬溪、射洪、安岳、遂宁。总兵卢光祖、马化龙进剿安岳，俘斩过半，林时泰、樊良栋离境。射洪、安岳虽平，而明末将吏、大西旧部和乡兵不少。后来，打着摇黄农民军旗号的股匪攻入，各军拉锯战守，混战到1658年。1661年，满清单显扬任资阳知县，他说城中居民仅40家。1664年秋，王黄陈刘等举族数百人回乡。1667年，县有3951户。1673年8月，资阳有个大鸟，高七八尺，身披五彩，众鸟随飞，声响数里。有人说凤凰，有人说鹗鸟。1674年四川叛清，归附吴三桂，资阳纳入周国版图，农耕学读，并无大乱。1676年，蜀中经常暴风雨，古树尽拔。清周势力互为消长，资阳西街那时叫伍家街，武成巷本名伍家巷，三藩之乱，伍家迁居清水河蓼叶沟保全族脉。云居山圆觉寺，受吴三桂詹将军捐助，匾额有洪化字样，乃周国年号。1679年，满清授河南上蔡进士张沐任资县（今资中县）知县，正值吴周盘踞泸州，军事文书飞递。资县城中居民不满200人，他进山招抚流民，以应军需。尽管资县不足4000人，县官如村长，经学家、方志家张沐却在军政余暇教学，复兴文教，4年后退休回开封讲学，1712年83岁逝世。
　　再看中心城市成都，1646年大西败走烧杀掳掠，长期荒凉。张献忠被杀，清政府设四川巡抚，寄治阆中，也要归因于张献忠攀祖爱民的举动，使绵州、阆州人烟辐辏，巡抚衙门得以立足。1652-1655年，大西遗将孙可望占领成都。1657年，清廷遥设四川总督，1659年川抚治成都，1662年川督驻重庆，1670年川湖总督驻重庆。1674年，清军攻周，见人就杀、见草过刀，1685年四川官府掌握的纳税人只有9万丁口了，而总人口则有大约50万，占明朝高峰值的12.5%。1712年，四川巡抚年羹尧上奏：四川钱粮原额161万多两，现在只征得十分之一。御史段曦说：本朝平定川乱，多次清查税户，增报只占明朝原额一成，近日抚臣猛催，增至26000多两。康熙时候，成都人稀谷贱，旗兵利得银；雍正以后，人多谷贵，他们又愿意得谷，逼民收银，购谷养兵。
　　清代能文的人，众口一词地把蜀中破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大西，民间也应声附和张献忠“南山舞剑，北山人头落地”的神话。1925年，资阳秀才胡仁宇《书七杀碑后》，立论新，见识高，不再盲从主流说法，反映出进步史观。鲁迅说他杀敌人、杀百姓、杀士兵是给李自成看的，不留人民财富给对方。1944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反对腐化；毛主席读了，借以整顿党风，号召戒骄。1980年，四川大学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为他叫屈。1989年，我写《资阳人口发展史》：“通过对明末《成都府志》和清初《简州志》《资县志》与《明史》有关内容的综合研究……可知清军和南明军队才是蜀民调残的主犯，张献忠杀人倒在其次。”2002年，巴蜀书社汇集八篇满清野史出版《张献忠剿四川实录》，点校错漏两千多处，《编后记》说：“张献忠攻城掠地，失而复得……其惨烈空前绝后，骇人听闻。”2003年版《中川资阳》：“明末清初，中川人口下降，第一凶手是清军。” 蒙古满洲的民族仇杀政策，使得宋末、清初四川人口到达极低谷，这是无法掩饰的。明清湖广等省移民在川家族谱牒，名单在册，生卒年代有征，历历可考，这是最广大、最重要、最可信、最浩繁的脚注，应该细心查看，再下结论不迟。
　　2004年5月5日成都永丰路仰韶楼
清兵入关后，为镇/压人民的反抗活动，继续进行血腥的大/屠/杀。先是到处剿杀农民起义军。李自成撤出北京后，经山西退入关中。顺治二年（1645），清兵分两路经河南、山西追杀到关中，又跟踪追杀到湖北。次年，又入川剿杀张献忠起义军。在追剿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所过之处，多变残破。在山西太原地区曾进行过大规模战争，此时山西各地反清义军又起，清兵则到处剿杀，七八年间"百姓杀戮过半"。山东地区也发展起多股较大的反清武装，西部地区受损特别严重，"村落寥寥，途次杳茫"。"所遗零星残黎，损股折肱"，或"一户之中止有一二人"。四川地区经清军反复剿杀，"孓遗者百无一二"，几乎成了无人区。
　　
　　在清初这场大战乱中，人口受损最惨重的是四川地区。《清史稿．食货志》说："四川经张献忠之乱，孑遗者百无一二"。或说："张献忠杀戮川民无孑遗"。又《明史．张献忠传》说：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入四川，"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遗四将军分屠各县"。
　　
　　似乎四川残破罪责全在张献忠身上，这应当说是一件最大的历史冤案。为了弄清四川人口耗损几尽的真正原因，这里稍作具体分析。
　　
　　明朝实行卫所管军。卫籍军是封建统治者对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是为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而建立起来的军队。张献忠为了建立农民政权，派军分赴各地，铲除明朝地方官府，镇/压地主豪绅的武装反抗。至于杀戮过多，可能包括卫籍军的家属和地主豪绅的家属，这也在所难免。然而说"张献忠杀戮川民无孑遗"，则纯属捏造。张献忠既要在四川建立农民政权，就不可能产生把人民全部杀光的指导思想，即是封建统治阶级也懂得，无民则赋税无所出。而且张献忠有几十万军队（其中包括大量川民），怎么能想像得出，没有人管饭，他们可以在四川维持两年之久（1644年11月-1646年11月）。因为据说大屠杀是在张献忠入川之初，可见此谣之拙笨而无稽。
　　
　　四川都司及行都司，共设卫17、千户所19，按足额兵员计算也只116480人。即按卫所军户计，也只能有46万人，且分散于各地，岂能尽杀。明朝末年四川人口仍当有600多万，即使"杀卫籍军九十八万"全属事实，加上除掉一些地主豪绅，至多100万左右，还有人口500多万。顺治三年（1646）十二月，清军剿杀了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其部将李定国等撤至贵州、云南，联明抗清，但四川境内仍有农民军和人民的抗清活动。种种情况说明，四川地区人口的巨大耗损，主要是清军的反复剿杀造成的，只是这段真实的历史被满清封建统治者掩盖了。
　　
　　有网友还以外国传教士留下关于张献忠杀人的记录为例进行反论。对此我还是有疑惑：既然张献忠杀人不眨眼，为何还让老外活了下来，且还让他留下了详细的杀人记录？我一直没有否认张献忠杀过人而是认为自暴自弃後是可能杀了人。问题是：究竟是谁使四川人口急剧下降到了“千里无人烟”的地步？另外，打败仗後，军队变得不成军队，官兵们争先恐後逃命的现象肯定会有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严肃军纪处决一些溃败的官兵不是没有可能。而处决时正好被外国传教士目睹而记录下来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即使是有外国传教士留下了记录，那麽这是否也只是他个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所见？一两个人就能看到整个四川杀人的情况？能把整座城市的被杀的官兵、百姓人数都整理出来吗？现代的法庭也是不会凭一两个“见证人”的记录，就断定有过“大屠杀”的。
还有，在张献忠“大屠杀”之前，四川的总人口为多少？应该不下数百万吧？觉得大势已去的张献忠部队，应该说如丧家之犬，可以想象其组织力和战斗力应该是非常低下。而且部队人数究竟有多少也是一个问题。而若不是士气正旺、且又保持着有效的组织能力和拥有战斗能力的部队，如何能把分散居住在辽阔的四川大地的众多百姓杀得没剩下几人？屠杀这麽多分散居住的百姓，需要多长时间？
　　
　　所以说，当时所谓“见证人”所写的、且在满清统治两百七十年间都还能保存下来、直到今天还能让今人看到的那些“大屠杀”的“史料”，究竟有多少的可信程度，实在令人怀疑。况且不少文人历来就有对“流寇”极端鄙视的“正统观念”，有对自己所痛恨的事物、人物极力抹黑和丑化的不良传统！
　　
　　此外，清廷所编的史料说张献忠屠杀了六万万男女，即六亿人，这一看就知道是弥天大谎。有人说那是笔误，应该是600万，即使是如此，如上所述，仍然是一个让人怀疑是否渗入了大量水分的数字。在官方的史实记录里都如此夸张，那麽清廷极力丑化张献忠的行为不难想象。而且，清廷早已稳定了全国，张献忠本人及其残部也早被消灭，即使照实记录、甚至稍有夸张，也不至于影响到清廷政权的稳固。那麽为什麽还要这样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得四川“千里无人烟”的真正凶手就是清廷自己。因为这大屠杀的规模太大、死者太多，以至于不得不从湖广一带大批移民到四川，所以无法掩盖，所以就必须把责任推给早已死去了的人，以免其统治下的国人知道真相而影响其政权安定。
　　
　　这也是《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记》两百多年都被作为禁书严厉禁止的原因。幸好这些记载了明末清初那段血泪斑斑的历史的资料传到了日本并得以保存下来，所以清末的留日学生才能在日本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这些书因此而知道了真相。这些留日学生便把它们抄写下来大量出版，并偷偷运回国内，散发给民众和清军中的汉人官兵。
　　
　　这也说明了能在满清两百七十年间相安无事，能保存到今天的关于张献忠大屠杀的“史实”的可信程度的确让人怀疑。
由几个例子再看史料对“张献忠屠蜀”的记载
　　例1：以讹传讹，以假充真
　　
　　“年十五以上杀之，各路汇集所杀卫军75万，新军23万六千，家口32万。”(《蜀乱》）”
　　
　　单看这一段文字，连几万几千人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似乎言之凿凿，颇值参考。但是且慢，这段记载实际是传抄自《后鉴录》：“先检各卫军及在营新兵年十五以上杀之，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乃次杀民之诸生，释道及堪舆，医卜有材技者。。。。。。凡三十余万，家口不计”。
　　
　　那么，作为原始记载的《后鉴录》是否可信呢？就是在上面这段数字所在的同一段文字里，仅作者所列举出的被张献忠杀死的四川人，加起来总共就达69900万，也就是约7亿人。---- 我想这就不必再辩下去了，明朝万历年间四川的人口才310万，即使四川人口真被张献忠杀光了，后来与清军斗争了十年以上的都是孤魂野鬼，那《后鉴录》的数字也最少夸大了200倍以上！也就是说，最保守的估计，也把杀100人说成是杀2万人。
　　
　　如果完整地看了《后鉴录》，谁都能看出它提供的数字不可信，但是，当它被《蜀乱》剔除明显不合理的部份而部份引用之后，却成了某些论者眼中“言之凿凿”的信史了！

例2：相互矛盾的记载
　　
　　或者，我们恰恰可以这样说：正因为现存各种史料大都指责张献忠的“嗜杀”，故而这些史料也就都不可能故意美化张献忠，换言之，这些史料中所记载的对张献忠有利的史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如果彼此出现矛盾，那么对张献忠有利的那一种说法基本上应是比较接近真实的？(除非有故意美化张献忠用谎言为其开脱的理由)
　　
　　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从这些对张献忠大肆鞭挞的史料中将对张有利的史料找出来，再一一去对照历次所谓“大屠杀”记载，会发现几乎每次“大屠杀”的记载都可以找到反证。
　　
　　例如所谓的“屠重庆”，《纪事略》说“合城男妇大小二三百万有奇，俱尽锆锋刃”，《蜀乱》说“尽屠其城”，说张把重庆的人杀光了。但《续绥寇纪略》却记载说“。。。。。。初欲屠重庆，因是矣止。”而从《绥寇纪略》《怀陵流寇始录》的记载看张献忠所杀则大都是明朝大臣和宗室。
　　
　　又如所谓屠成都，很多记载说张把成都人杀绝了，《明史》更明确指出地点“坑成都民于中园”。但相反的记载也比比皆是，如《蜀难叙略》说“给大顺钱，缀于首，可不死”，就是说把发给的大顺钱币挂在脖子上表示顺从新朝就可以不杀。《续绥寇纪略》则说“尽驱城中士民于中园，将屠之，忽见一物如龙尾下垂，贼惧，又以其党汪兆龄言，乃止。”
　　
　　再如所谓青羊宫杀儒生(士子)，有些记载说是张献忠无理由的嗜杀，也有不少记载说张献忠发现有士子暗通李自成便大开杀戒，滥杀无辜，然而上引诬蔑张献忠在重庆屠2，3百万人(四川总共才三百多万人口)的《纪事略》记载此事经过时却说“诸生寓此(青羊宫)。。。。(鬼离)魅现形。。。。。。从梦中惊醒，金金甲人无数。。。。。。皆****乱窜，众贼一时大哗，皆云秀才造反，持戟乱搠，黑夜之中，不辨民兵，相互践踏，死者近千，于是监者稍疏，诸生乘势奔出宫门者数百人。”这个记载中把“诸生”的趁夜突出青羊宫说成是因为看到“)(鬼离)魅现形”“金甲人无数”，谁都知道荒诞无稽，如果剔除这一显然属于捏造的幻象外，事件过程与事后大西军刑部尚书向张献忠所奏的“诸生伙谋不轨，杀监守之兵奔逃”并无大异。因为青羊宫中人趁夜突然冲击青羊宫守军，守军被迫反击，黑夜之中相互践踏，以致士子和士兵均有伤亡，而士子还有数百人冲出。张献忠所杀的是拒不为大西效命，而且强行闯出宫门的“诸生”，这件事的是非姑且不论，但张献忠杀的是反对他的人，而不是随意滥杀，甚至为杀人而杀人，在这一事件中却是显然的。
例3：洋人的记载
　　
　　洋人的记载，是否就一定可信？我们不妨问一句，去过美国的中国人写的有关美国的文字就都可信吗？---- 甄别史料时考虑作者的政治立场是正确的，但政治立场并不是可能影响史料可信度的唯一因素。
　　洋人或许未必是故意诬蔑张献忠，但如果他对张献忠有恶感(不能否认张献忠的草莽作风的确可能令很多人产生恶感，尤其是以文明布道者自居的洋人)，能排除偏听偏信的可能吗？要知道，张献忠在四川总共3年，他死于1646年，而《圣教入川记》记载的四川平定时间是1681年，已经是康熙24年，在张献忠身后这35年中，忠于明朝的文人或是为清廷效力的笔手随时都可以散布有关张的诬蔑之词，听上35年的话耳朵都可以听出茧子来了！“七杀碑”不久是最好的例子吗？
　　
　　举例言之，《圣教入川记》说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大西的官员本有九百人。张献忠离开成都时还有７００人。到他临死时只有２５人”，张战死于西充，据《蜀难纪略》记载，当时随行者“尚有一百三十万人”，《续编绥寇纪略》说“尚有五六十万”，我们姑且按少的算，即五十万吧。如果说他死时只有25名官员剩下，而我们即使假定这25名官员不包括将领，而且都是平行级别，那每个官员就要直接管理2万人，这可能吗？有任何一个政权，基层组织能以2人为单位，以下不设官吏的吗？
　　
　　再请看《圣教入川记》本身这一段记载：
　　
　　“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彼时川人不甘旗人权下者，逃亡地方，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载，迨至1660年间，川省稍定。。。。。。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至1681年，一连15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遭寇盗之害。。。。四川际此兵？之后，地广人稀。”
　　
　　张献忠死于1646年，距离1681年有35年，而四川人口统计的最低点是在康熙24年即1685年，换言之，外省向四川大范围移民是那以后的事。那么，这35年间和旗兵作战的，或是遭吴三桂军蹂躏的，或被迫为其提供物资的，难道都是鬼魂吗？

再看另一个例子。
　　
　　乾隆七年，四川省梓潼县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就是官府发现存有民众私立张献忠塑像，而且一直有人私下祷祝，香火颇盛。考古出土的《除毁贼像碑记》与文献《梓潼县志》中收入的当时梓州知州撰写的《毁张献忠遗像》记相互印证，可以证实此事千真万确。试问，如果张献忠是那样一个百世不遇的杀人魔王，在他死后94年后，在“我满清”统治已经历经了“康雍乾”时代后，四川还有民众胆敢私下为他立像祭祀，而且该像被毁后，民众还易地重建塑像，在其后近百年时间里，还“假借神会，聚集谒之，求伊冥佑”，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谁是屠尽四川的元凶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满清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满清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过了近百年後才出的名叫《蜀碧》的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满清政府的官员，是一个御用文人，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明末清初时期的张献忠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反倒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所以清军侵入四川时支持张献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张献忠愤怒的可能不是没有。但如果把造成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大屠杀都归于张献忠，则实难苟同。因为这并非张献忠所为，而是清兵自己所干的好事。最後还赖到早已死亡的张献忠头上。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後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百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後★的1659年。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麽，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鞑虏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後，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鞑虏们吗？可见当时的鞑虏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後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後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谁是屠蜀的真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