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黄牛≠完美世界 文 I 陈 慕 北京奥运会对黄牛党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场外一票难求,场内看台未满的情景却让人们怀念起黄牛党来。 没坐满的看台 北京奥运会对黄牛党倒卖奥运门票的行为采取了各种各样有效的措施:开闭幕式实行实名制入场,购票人须预先提交本人照片和个人信息,以便入场时验证所持门票的真伪和有效性,转让时必须要经 过严格的程序,且只能转让一次;奥运会不接受团体大宗购票的申请,对每个观众购买同一场次门票的数量予以限制;奥组委与各大网站通力配合,及时删除所有倒卖奥运门票的信息…… 黄牛党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回买票应该容易了吧?才不是呢,热门的比赛照样一票难求。甚至有不少外国来的体育迷,肤色黑白各异,可怜巴巴地站在场馆外面,捧着写了汉字的标语牌——“谁有游泳票卖?”你安慰自己,世界人民都想看比赛,买不到很正常。可是当比赛开始的时候,电视机前的你却大跌眼镜,原来看台上还有那么多空位啊? 对这种现象,北京奥组委解释说,奥运会都会给赞助商、媒体、VIP预留座位。赞助商可能会把这些门票免费送给朋友或者一些重要的客户,让他们过来参观,但有一部分人可能不会过来看。这样一来,就造成场馆内有不少空座位,场馆外想看的人却又一票难求的怪状。 这时,有人甚至怀念起黄牛党来。如果这些投机取巧的家伙还在的话,那些被浪费的票原本可以通过他们的手流到最想看比赛的人手里。这样说对不对呢?其实在¾ 济学家的眼里,自由交易下的票贩子是有益于社会的。 消费者制造的黄牛党 假设姚明的粉丝“贾宝玉”没有买到篮球比赛的门票,而他的一位熟人“林黛玉”对篮球没什么兴趣,却得到一张别人送的票。显然,“贾宝玉”比“林黛玉”具有更强烈的现场观赛愿望,他提出愿意掏出超过原 价一倍的价格来购买门票,而“林黛玉”一想,用这笔钱去旅游比“现场观赛”能获得更高的愉悦感,因此就欣然答应了。如果“林黛玉”周围有若干个“贾宝玉”争相竞票,她当然会把票卖给愿意出最高价的那一位。 在警察眼中,这样的事件属于“倒卖门票牟取暴利”的行径,然而在当事人自己看来,或许只是一桩皆大欢喜的好买卖。因此,巨额门票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因为黄牛党存心哄炒票价——只要存在顾客群体在支付意愿上的差异以及门票的相对稀缺的状况,就会产生暴利的门票交易。有记者在购票现场发现,在长长的队伍前端,不时有人凑上前去,试图以高价换取一个靠前的位置,或者是想买下对方手中的“期票”,估计打击黄牛的执法人员看到这一幕也无可奈何——“黄牛党”居然是消费者自己制造出来的。 倒票既不是偷盗,也不是抢劫,完全遵从双方自愿的Ô 则。“黄牛党”为原 本卖不出的票找到了客户而获利,买票的人则以自己认为值得的代价,获得了门票,买卖双方最终都获益。一个愿意出高价买一张当晚到上海的卧铺的人,一定有他出高价的道理,因为窗口的票源已经告磬,如果他今天晚上不赶上这趟列车,可能就参加不了明天的商务活动,损失将会非常大。 排队是低效率的 相反,让每个人都站在窗口前排队买票倒未必是件好事。如果你目睹了人们排队购买奥运门票的场景,估计会惊叹这是一场“夏天的春运”。奥运门票销售的最后一个阶段为现场购票,而最早的购票者特地向单位请假,打的赶到现场,比售票时间提前了45个小时。某记者在售票前的15个小时来到现场的时候,发现整个销售现场已经 集结了不下万人,从起点到末尾,足足绵延数公里。并且到此排队的人大多装备齐全,不光准备了帐篷、凉席、矿泉水和饼干、蚊香等物品,有的人甚至把家里的折叠床也搬了过来。而有的人为了应付北京的炎热,干脆搬了几箱矿泉水放在身边,一是为了解渴,二是晚上洗澡。 大家都辛辛苦苦地排队,看似很公平,但从整个社会生产方面看,排队只能使每个人都从事毫无效率的活动,最终能得到票的人是愿意花更多时间排队的人,而这些时间原 本可以从事更有效率的生产活动。而如果那些排队买票的人,把票转让给不愿意排队的人,就为后者节省了时间。未排队者利用这些时间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给前者经济上的补偿。从经 济学的角度而言,这种行为更有效率,无可厚非。 假定曹操也是一个球迷,他非常愿意下班以后晚上到球场看比赛。但是他只能在业余时间去看球,自己不能为买一张球票亲自排队2小时,最好的方法是多花30元从刘备手中把票买过来。刘备排队2小时,挣30元比较合适,曹操花30元买了2小时的工作时间,更合适。 在一个平等自愿的市场上,一切交换都能使全社会的财富有所增加,因为双方同意的交换必定同时对双方有利,他们都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由此可见,正常健康的市场里似乎还真少不了黄牛。 |